1一点钱程
1925年，年仅27岁的周恩来已经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。从黄埔一期的第一批学员开始，他就深得黄埔学生的敬重，大家亲切地称他为“先生”。
那个夏天，21岁的邓颖超按组织安排来到了广州，准备与周恩来结婚。事实上，这对夫妻已经有五年未曾相见。周恩来指派学生陈赓去接她，但邓颖超并没有预料到会有人代为接机，甚至没有注意到举着她照片的人。陈赓无奈地返回，并报告说未能接到人。邓颖超就这样在码头等到人逐渐离开，自己打了个车前往。对于这个从14岁起便与周恩来等人一起参与领导天津学生运动的女孩来说，根本不是什么难事。
他们的婚礼没有任何形式的仪式、宴席、宾客，甚至连喜糖都没有。夫妻二人只是去了照相馆拍了一张没有婚服的合影，几天后简单地通知亲友：“我们结婚了。”
展开剩余85%在那个时期，革命者推崇自由恋爱，避免繁文缛节，像他们这种朴素结婚的方式其实十分常见。但周恩来身边的朋友、战友们却不干了，非要为这对新人做个简单的庆祝。于是，1925年8月8日，大家聚集在一起为他们举行了一个小型庆祝会，这一天也就成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“婚庆纪念日”。
那天，李富春和蔡畅刚从莫斯科归来，刚好到了广州，连行李都没放下就直奔庆祝现场。大多数人是第一次见到邓颖超，纷纷趁机“为难”她，要她唱歌讲恋爱经历。邓颖超毫不拘束，唱了一首又一首，讲述了自己和周恩来的爱情故事，留给大家深刻的印象，也因此获得了“大家的小超大姐”的亲切称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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婚后，邓颖超成为了中共广东区委委员，并兼任妇女部部长，开始与周恩来各自分工，投入各自的革命工作。谁也没有想到，他们刚结婚不久，革命局势就发生了剧变。
8月20日，廖仲恺遭遇暗杀，暴露出日益严峻的政治风险。
8月24日，周恩来负责调查廖仲恺遇害案件的工作时，自己也遭遇了刺杀。在司令部门口，周恩来正坐在车中，突然前排的司机中弹，血溅了他一脸。
周恩来迅速低下身子，大声喊道：“我是周恩来！”士兵们才停下了枪火。
尽管周恩来当时也身兼国民党党部军事部长一职，但这一事件最终不了了之，国民党党部事后宣称这是“误会”。
那晚，周恩来回到家中，邓颖超看到他满身的血迹，吓了一跳。周恩来为了安抚她，淡淡地解释说血是抓捕凶手时沾上的，而邓颖超也没多问。在那时，两人便早已约定了夫妻间的纪律：各自不探问对方的工作，这种默契后来也成为了他们地下工作中的原则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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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广州的局势越来越紧张，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家庭也发生了变故。
某天，周恩来突然接到邓颖超的电话，急切地告诉他自己得了急病，让他赶紧回家。周恩来知道妻子一向坚强，不会轻易打这种电话，心里不免担忧。
然而，当他匆匆赶回家后，却生气地发现，原来邓颖超并不是生病，而是怀孕了。更让他生气的是，她居然偷偷去药店拿了药，试图自行堕胎。结果，她大出血，差点丧命。
周恩来心疼得不行。作为一个喜爱孩子的父亲，他对孩子充满了爱。他对别人家的孩子也非常关爱，蔡畅的女儿李特特三岁时刚到广州，不认父母，见到就哭，唯独周恩来一来，她立马亲切地喊他“周爸爸”。
周恩来看到妻子虚弱的模样，不禁心疼，想起那个未曾出生的孩子，他忍不住大发脾气：“孩子是我的孩子，怎么能不商量呢？这是生命，怎么能这么轻率！为了不要孩子，自己却弄成这样，怎么能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？”
邓颖超本想完全投入革命，没想到妄图堕胎反而差点丧命。她也意识到自己过于轻率，深感后悔。虽然她当时并未完全理解丈夫为何如此在乎孩子，但周恩来的愤怒和关切让她对这件事有了深刻的反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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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颖超的身体在经历了这次危险之后，经过半年才有所恢复。1926年，她再次怀孕，十分珍惜这次怀孕的机会。
那时，她一边协助何香凝从事妇女解放运动，一边在母亲的照顾下悉心呵护腹中的胎儿。然而，局势的变化意味着她将要面对更多的不确定性。
1926年3月，中山舰事件发生，震动了整个中国。
两个月后，蒋介石通过了所谓的“整理党务案”，使得包括周恩来在内的500多名共产党员高层领导被排除在国民政府之外。
与此同时，北伐战局的形势虽然良好，但共产党人却遭遇了来自国民党的排挤和打压。周恩来领导的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，就是在这种内外夹击的环境中展开的。
国民党排斥共产党，但共产党员依然为胜利而战。上海80万工人响应号召，经过激烈的巷战，最终取得了胜利。
然而，就在周恩来领导起义的同时，邓颖超在广州准备分娩，她只能在母亲的陪伴下度过这一段艰难时光。
正当她为即将临盆而焦虑时，上海的起义战斗正如火如荼，国民党的“四一二”政变迅速席卷全国，工人阶级的胜利欢呼还未散去，便迎来了更加血腥的打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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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恩来在上海的起义中冒着生命危险，逃过了枪林弹雨，最终被隐藏在平民区继续指挥和救援其他同志。与此同时，广州大屠杀的消息传到了上海，周恩来深感忧虑，尤其是对于妻子的安危更是放心不下。他根本不知道邓颖超在广州的情况，也无法知道她是否已经顺利分娩。
然而，上海的局势也并未给周恩来太多喘息的时间。在医院里，张太雷的妻子王一知也在生产，周恩来因为担心她的安全，不顾一切去了医院探望。
那天晚上，周恩来戴着礼帽、压低帽檐，悄悄进入医院，准备为王一知提供帮助。他买了一些营养品，充满关怀地探望她的孩子。
在产房里，周恩来看到一个刚出生的小婴儿，他不由自主地露出微笑，轻轻抚摸孩子的脸，嘴里不住地夸奖：“真是个可爱的小家伙。” 他的眼睛温柔地注视着这个新生的生命，心中充满了感慨。
也许，这一刻，周恩来心中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妻子邓颖超以及他们未曾生育的孩子。尽管广州和上海的两个新生儿拥有不同的命运，但周恩来的关爱却是普遍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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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恩来完成探望后继续投入革命工作，而邓颖超则和自己的身体展开了一场艰苦的斗争。她因为经历过一场痛苦的难产，再加上长时间的焦虑与悲伤，身体非常虚弱。医生告诫她必须好好休养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
但邓颖超心中却早已没有个人的安危，她一边担心着丈夫，一边无暇顾及自己的身体恢复。
直到某天，她收到了来自周恩来的电报一点钱程，电报里说：“快速到上海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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